《中華文化史》讀書筆記
武漢大學歷史系馮天瑜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且學術偏好為明清文化史。馮教授對中國文化生態、中國文化特質、中外文化互動等諸多論題進行過考究。2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本《中國文化史》就是由馮教授領銜,并與何曉明教授、周積明教授在中國文化史領域共同創作的研究成果。
馮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華文化史》(以下簡稱“馮著”)“導論”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學的一個分支,是文化學與史學相結合的一門歷史科學”。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對象,馮教授認為,文化史是“把人類文化的發生、發展作為一個總體對象加以研究……”。筆者認為,所謂文化史就是以人類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文化史是通過歷史視角、借助歷史理論和方法來解讀人類文化的一門學科。對于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學者們見仁見智。有人認為,文化史與學術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義;也有人認為文化史應集中于精神文化的歷史,研究重點如特定歷史時期的觀念、時尚、宗教崇拜、方言、習俗、娛樂等。
從理論上講,撰寫通史性著作的難度要遠遠大于專門史。而撰寫跨越數千年專門史的難度又大于撰寫某一個朝代、某一個階段專門史的難度。因為人的學力、精力有限。具體到“中華文化史”領域,時間跨越數千年,內容包羅萬象,如果不是在此領域潛心研究數十載,斷然難以寫出如此鴻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確保著作質量考慮,馮天瑜教授并未獨自完成這一課題,而是選擇與何天明、周積明等教授合作,以期達到優勢互補、相得益彰的效果。
馮著洋洋百萬言,從“人猿相揖別”的上古一直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從遠古時期人類“質樸的精神之花”一直寫到*思想,對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思想文化發展歷程進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書“題記”中所寫的那樣:本書以《中國文化史》擬題,意在研討中華民族文化的生成機制與發展歷程。
一、“中華”的概念
作者在“題記”中首先對“中華”的概念進行了界定。作者稱,“中華”之得名,由來已久。并引用了成書于唐高宗永徽年間的《唐律名例疏議釋義》(似應為《唐律疏議·名例篇》釋義——筆者注)中的文字:
“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華。”
根據筆者查找,“中華”一詞,早在魏晉時期就已出現?!稌x書卷六一·列傳第三一》有如下一段文字:
“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為害轉深,積毀銷骨。”
又《晉書卷六六·列傳第三六》有如下一段文字:
“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
但從上下文來判斷,此二處的“中華”僅僅指中原漢族政權控制的區域,而不包括邊陲少數民族政權控制的區域。
作者指出,“中華”是一個文化人類學概念,而并非體制人類學概念。筆者認為,“中華”是一個不斷變化中的概念。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華”的概念可能不包括少數民族政權控制的河北、山西、內蒙等區域,但到了隋唐,“中華”的概念就要寬泛得多,甚至連甘肅、寧夏等地也可以被稱為“中華”。筆者據此認為,當中央政府強大時,“中華”的范圍就大,當中央政權式微時,“中華”的范圍就小。
筆者認為,作為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顯然不是歷史上歷屆中央政權統治范圍內的民族之和,而是泛指現在中國國境線內的各民族之和。這與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中的“中華”意義仍不相同?,F在我們常用的“中華”更多的是一個政治概念,而不是一個文化概念。但撰寫學術著作,就不能滿足于使用政治意義下的概念,而必須由學者自身對相關概念進行界定??上яT著對“中華”概念的界定剛開了個頭,就戛然而止,讓人稍感遺憾。
二、“文化”的概念和“中華”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更不好把握。文化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給它下一個嚴格和精確的定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少語言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一直在努力,試圖從各自學科的角度來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為止仍沒有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據作者統計,有關“文化”的各種不同的定義有近二百種。
為了厘清“文化”的概念。作者在“導論”中指出,“文化”是一個中國古已有之的詞匯。“文化”作為專有名詞出現,則是西漢以后。作者引用的劉向在《說苑》中的“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一句。筆者認為,《說苑》中的“文化”仍是用“文治”來“教化”的含義,而不同于今天“文化”的含義。今天的“文化”一詞很難在中國古籍中找到一個可以完全對等的詞匯。所以,我們不必糾纏于中國古代有沒有“文化”的提法,而應將注意力集中于中國古代究竟有哪些屬于現代意義上的“文化”?這些“文化”現象是如何發生,如何變化,如何影響中國人的思想。
馮著在“導論”部分花了大量篇幅介紹了古典進化論者、傳播學派、歷史地理學派、功能學派、結構學派等對文化的定義。這些內容對于開闊我們的研究視野,甚至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都不無裨益。但并不是每一種定義都能在我們的研究中真正發揮作用。我們仍需自己從歷史學的視角對中華文化進行梳理。
作者指出,文化的實質性含義是人類化,是人類價值觀念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象化,是人類創造的文化價值,經由符號這一介質在傳播中的實現過程,而這種實現過程包括外在的文化產品的創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簡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類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產品,都屬于廣義的文化。筆者對此非常認同。也正是因為廣義的文化包羅萬象,才給那些想要撰寫中國文化史的學者出了一個難題。
作者還借用了“文化形態學”的相關理論,對文化分為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心態文化層等幾個方面。其中,物態文化層與自然關系更密切一些,而制度、行為、心態文化層則與人自身的關系更密切一些。隨著社會發展,物態文化新陳代謝的節奏較快,而制度、行為、心態文化的慣性較大,帶有濃厚的保守性格。筆者于是聯想到1840年國門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后,清朝統治者先想到的是學習西方的物態文化,即堅船利炮。后來發現堅船利炮扭轉不了清朝的頹勢,于是開始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然而,僅僅學了一些皮毛,清朝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三、文化史在歷史學科中地位的確立和發展
誠如作者所言,史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但文化史獲得獨立地位的時間卻并不久遠。不但在中國史學界如此,在西方情況也大致相同。把史學從政治史、軍事史擴大到文化史、經濟史、工商業史、科技史,是啟蒙時代史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從這時開始,文化史在西方史學界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歷史學科。法國啟蒙思想大師也因為其貢獻被譽為“文化史之父”。
伏爾泰以后的兩個世紀,西方涌現出大批文化史著作。“五四”前后,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譯介紹到西方來。與此同時,一些中國學者也開始仿效其體例,參酌其史觀,自行編撰中國文化史專著。梁啟超可謂這方面的開山者。后來,顧伯康、柳詒征、陳登原在20世紀30年代分別撰寫了幾種《中國文化史》。解放后,我國的史學一度成為單純的政治史,“重政務,輕文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的學術意識開始覺醒,學術視野迅速拓寬,文化史重新獲得了其在史學界應有的地位。
“文化生態”界說
文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環境中。在第一章中,作者先談了人類文化誕生的自然環境——地球,接著談了人與地球的互動關系:人類源于自然,人類受賜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時,人類又能超越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人類產生后,人類社會也就相應誕生。人類社會也是人類文化誕生的社會環境。
人類對自然的態度,本身就是人類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引用了《國語》、《孟子》、《逸周書》、《荀子》、《管子》等中國古籍中記載的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內容,得出“不能違拗自然規律,是中國古代哲人的一貫思想”的結論。筆者認為,這些記載的背后反映出當時已出現了人破壞自然、人向自然過度索取的現象,當時的哲人出于“持續索取”的考慮才提出保護自然的思想。
“生態”一詞(Eco-)一詞源于古希臘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們的環境。簡單的說,生態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由此可見,“文化生態”是一種借喻手法,借用了生態學上的相關概念。這種借喻手法也出現在其他領域,如“政治生態”、“社會生態”等。文化生態學是以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相互關系為對象的一門學科。
但是,作者似乎在有意延續這種“借用”手法,對此做法筆者深不以為然。在前文本已表述清楚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又被作者借用物理學上“場”的概念而改成“自然場”、“社會場”,還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是“自然場”和“社會場”。很快,在本書第9頁,作者又將自己創造的“自然場”、“社會場”等概念棄之不用,又從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組織環境三個角度剖析人類文化產生的環境。
應該說,作者最后得出的結論還是站得住腳的。作者認為,要把握一個民族文化的真髓及其發展歷程,必須首先了解這個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并對其進行綜合的、動態的考察,也即將文化生態三層次作為一個統一整體,進行分析與綜合的雙向研究。
兩組文化生態類型
在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大門之前,中華民族長期面對的是位于中原的漢人農業社會和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對比。這種對比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蹲髠鳌分幸延?ldquo;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的記載,這說明在當時的人們看來,“裔夷”與“華廈”是作為兩種相對立的文化形態出現?!墩撜Z》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記載也反映了孔子對中原農業文明先進性的肯定。筆者認為,從生產力的角度看,農業文明確實優于游牧文明。但如果從人類文化的創造、傳承和發展的角度看,農業文明和游牧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它們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生態。而且農業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間常常通過和平或不和平的手段互相融合,甚至出現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統一全國性政權的情況。
而19世紀中葉以降,長期帶有強烈優越感的東方農業文明,在西方工業文明這個“不速之客”面前卻接連吃敗仗,不僅割地、賠款,連京師都被人家占領了兩次。中國人逐漸意識到:中國人并非一線單傳的天之驕子,而不過是多元世界的普通一員。至此,中國人獲得了一個全新的文化參照系——西方工業文明。
筆者認為,杜亞泉在《東方雜志》上把中西文化的區別視為“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的觀點不完全準確,更加準確的表述應為“性質既異,程度也不同”。在歐洲的工業革命未開始之前,歐洲大陸也普遍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為主。布羅代爾在《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由此可見,以定居、農耕為特征的農業文明在工業革命之前曾出現在各個大陸,而當時各個大陸之間的交流非常有限。
李大釗認為西方工業文明高于東方農業文明整整一個歷史時代的觀點也是從生產力的角度看待的。筆者始終認為,文明背后所代表的生產力有高下之分,但文明本身絕不應有優劣之分。而且,各個文明之間的界限隨著文明之間的互相交流、影響而變得日益模糊。如:輪船、火車、汽車、飛機這些由西方工業社會創造的產品早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
當然,對不同文化的生成類型進行反思的工作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陳獨秀認為,在古代專制政體下,中西文化并無大異同。此言謬矣!中西文化的差異太大了。以古羅馬帝國和漢帝國為例,古羅馬帝國和漢帝國是曾是當時世界僅有的有高度文明的兩大帝國。生長在意大利半島中部的羅馬由于四周沒有天然的屏障,常常要同相鄰的民族進行殘酷的斗爭才能維持一個作為農業民族的生存。所以,羅馬人更多的考慮的是政治、法律、軍事等方面的實際問題。而漢帝國確立了在中原的統治地位后,則更多的考慮如何增加糧食產量和社會財富總量,所以漢帝國在鐵質農具、牛耕技術、播種技術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有些農具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仍在中國廣大農村實用。筆者認為,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入侵,中國文明可能也會發展出更為發達的農耕文明,但肯定不會按照西方走過的發展模式發展,因為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的模式。
與杜亞泉不同,李大釗、陳獨秀考察中華文化的生成機制的視野不僅包括地理環境,還包括經濟生活和社會制度層面。
篇2:《誰動了我的奶酪》之讀書筆記
《誰動了我的奶酪》之讀書筆記
這本書中提到了四個小人物,嗅嗅、匆匆、哼哼和唧唧。嗅嗅和匆匆是兩只小老鼠,思維簡單,嗅覺強大。他們不會去想太多的東西,只是憑借著天性的本能去尋找奶酪。但是也就因為如此,他們的跑鞋經常掛在脖子上,以便可以隨時出發去尋找新的奶酪。
而哼哼和唧唧這兩個聰明的小矮人卻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正是因為他們聰明,所以在尋找到奶酪C站之前,哼哼唧唧比匆匆嗅嗅節約了很多時間,少跑了很多路。但同時,也正因為哼哼唧唧自己也覺得不同與匆匆嗅嗅而瞧不起他們。
當奶酪不見了的時候,笨笨的嗅嗅匆匆因為本能立刻出發去尋找新鮮的奶酪,因為他們原本就發現奶酪在一天天減少,總有一天會全部消失。而哼哼和唧唧卻是在發現奶酪C站之后,在這個幸福的奶酪站中迷失了,漸漸變的不知進取,只會守著固有的奶酪山坐享其成。
原來的追求代表物跑鞋和運動服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當奶酪在一天突然不見了的時候,哼哼唧唧只是在抱怨與懊惱,而不是馬上動身出發去尋找新的奶酪。日復一日,奶酪不會回來的,每天不斷的去奶酪C站尋找不見了的奶酪只會讓人更加郁悶和暴躁。而且因為沒有食物,哼哼唧唧的狀況越來越糟糕。
這就像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有很幸福的時候,但是幸福不是一直停留在那里不變的,當時光故去,幸福不在的時候,我們需要馬上行動,去尋找下一個幸福的站點。
篇3:《美國人是如何培養精英的》讀書筆記
《美國人是如何培養精英的》讀書筆記
《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是薛涌美國政治筆記一系列著作中的其中一記,描述的,是美國新精英集團的崛起和社會貧富的進一步分化。中高產階級將他們在荊棘、社會和文化上的優勢轉化為他們對子女從小奠定的教育上的絕對優勢,把子女培養成下一代的社會精英,從而在未來的社會競爭中就會立于不敗之地,別的階層很難與之形成有力的挑戰,而鞏固中高產階級的社會地位,造成美國社會貧富分化愈來愈嚴重,各階層之間的流動也愈來愈小。
只有終身學習,才能“腹有詩書氣自華”。這句話對一名教師來說尤為受用。對中國教師來說,最緊迫的任務是了解“別國的教育”,而不是簡單地排外。沒必要因害怕“全盤西化”而排斥“別國的教育”。
在《美國人是如何培養精英的》的序中提及到,美國家庭供孩子上鋼琴課的事例。家長一年花5000多美元。對于普通家庭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但上鋼琴課的孩子還是絡繹不絕。這是為什么呢?有位鋼琴老師十分得意地說:“我的學生長大后干什么的都有,都非常出色。因為學了這些以后,學什么都快?!薄 ′撉僬n實際上是塑造美國未來精英的文化品味的過程。家長希望孩子不僅有世俗的成功,而且有一個感性豐富的靈魂,既能創造生活,也能享受生活,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將來的一切競爭都是全球性的。孩子必須有全球的競爭力。創造力、想像力、領導才能、人文價值、藝術品位等綜合性素質,成為他們從小訓練孩子的根本。
美國的教育專家認為,每個孩子都具創造力,父母、老師、孩子結成三位一體對其進行引導與開發,孩子的創造力將會得到大大的提高。在美國,多數孩子都是幸福的。例如以彈鋼琴為例,家長不會逼迫手指不長的孩子天天練鋼琴,而是依據孩子自身的特性為他們量身打造適合自己的特長。在中國,很多家長在孩子還不是很了解這個世界需要家長的引導時,會讓孩子去做一些孩子不喜歡,或者是不適合孩子自身發展的一些事情。獨具慧眼的家長是讓孩子做自己擅長的事,自然健康成長,不是主觀代替孩子確立發展目標,更不是貪大求全,要求孩子全能,而是真正幫助孩子成為他自己。
公平、公正的觀念在美國教育的觀念中是必須的,不可缺少的。每個孩子從小就知道隱私的重要性。在美國,由于很好的保護了每個孩子的個性,讓他們在自己擅長的方面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每個孩子都是生活的昂首挺胸的,如果在我們有些地方可能就不會了。在美國,家長在孩子心中樹立的都是你只是平凡的一員,任何你想要的都得通過你的努力付出才能得到。在我們這里,有些人總想再窮也不能窮孩子,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寧愿自己苦,也要為孩子營造奢侈的環境,十多歲就開豪車,這就造就了“我爸是李剛”“藥家鑫”等。
這些事件的發生雖然不是普遍,但確實值得我們深思。我覺得,我們應該多學學美國的教育之長,放手讓孩子去鍛煉,培養孩子的吃苦耐勞精神和動手能力,讓孩子在日常生活學習中多操作與嘗試,使他們遇到挫折是能積極面對,不消極,努力解決困難。孩子長大后始終要獨立的,該來的問題始終也會呈現的,我們應該借鑒書中的教育理念,培養出一個個對生活熱情的,面對問題樂觀的,不死板,不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新一代青年,。要想實現這些,她需要父母的引導,每個教育者的辛勤付出。
精英是開放社會競爭產生的,貴族是世襲的。精英集團的興起,像是一場文藝復興,以塑造完整的個人為宗旨,并不僅僅是傳授手藝。耶魯大學的學生,選歷史專業的竟達15%,高居第一。政治學和經濟學(這是純理論的經濟學,并非教你怎樣做生意)緊隨其后。明擺著,這些精英將來是要統治世界的。教育給他們的是價值觀念、社會理念、對未來的遠見、對人類命運的關懷,而不是怎樣在那里數錢。
讀了此書后,我覺得培養孩子做一個完整的人,尤其做一個有能力的人,這是今后發展生存之根本。尤其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是在培養一些高分低能的學生,一個個書呆子,還有一些靠吃自己家里的老家本的,我也很想做一個完整的人!